符號學：理論與應用-全66集

符號學概論

符號學（Semiotics 或 Semiology）廣義上是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科學，當中含蓋所有涉文字符、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可是，由於含蓋的範圍過於廣闊，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20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誌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現當今所指的符號學，要算到19世紀60年代。

現代符號學另一個強大的源頭是世紀初瑞士語言學泰斗索緒爾的教學講稿——《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兩個互不從屬的部分之後，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羅蘭·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符號學的產生和發展

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有了實用和審美兩種需求，並且已經開始從事原始的設計活動，以自覺或不自覺的符號行為豐富著人們的生活。從甲骨文到圖騰圖案，都記載古人社會生活有秩序進行的信息。日本學者持上嘉彥指出，當事物作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時，它的功能被稱之為「符號功能」，承擔這種功能的事物被稱為「符號」。

符號學（semiotics）一詞來自古希臘語中的semiotikos。現代符號學研究，萌生於20世紀初，發展於20世紀60年代。瑞典語言學家索緒爾和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是現代符號學理論的奠基人。

符號學理論認為，人的思維是由認識表象開始的，事物的表象被記錄到大腦中形成概念，而後大腦皮層將這些來源於實際生活經驗的概念加以歸納、整理並進行儲存，從而使外部世界乃至自身思維世界的各種對像和過程均在大腦中形成各自對應的映像；這些映像以狹義語言為基礎，又表現為可視圖形、文字、語言、肢體動作、音樂等廣義語言。這種狹義與廣義語言的結合即為符號。

符號學學科原理

語言學的歷史悠久，自古希臘就有語法學，難道中國沒有嗎？那當然不是，漢代的訓詁，西方名噪一時之漢學，在國學中列為小學（文學、訓詁學、音韻學），典型的如我們常言的《爾雅》。至於語法學，中國看來要差一些。中西語言學有很大的不同，胡適之曾膚淺地提過，英語重介詞之用，中國忽視虛詞，常省略。來看看語言學家對符號學的研究，「在索緒爾找到能指和所指這兩個詞之前，符號這一概念一直含混，因為它總是趨於與單一能指相混淆，而這正是索緒爾所極力避免的。經過對詞素與義素、形式與理念、形象與概念等詞的一番考慮和猶豫之後，索緒爾選定了能指和所指，二者結合便構成了符號。」

張遠山先生的《中西思維層次之差異及其影響》一文中說：「索緒爾所忽視的語言的唯物主義基礎：『受指』，因為真正與能指構成應是受指，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學術上熟稔的『名』與『實』。能指與受指的結合生產了語言的所指，兩個來源構成了所指的兩個相關成分，來源與能指的是『客觀所指』即『義指』（固化為詞典釋義）；來源於『受指』的是『主觀所指』即『意指』（體現每一次稍異於詞典釋義的具體作用），它們的先後關係是『能指→（義指→意指）→受指』這可以用《周易》八卦中的『離』卦來表示，初九（陽爻）代表能指，六二（陰爻）代表部分所指，九三（陽爻）代表部分受指。正如中國人把最下的（初九）作為第一爻。那樣，中國人的思維方向正好和西方人相反，既『受指→（意指→義指）→能指』。」「中國人對語言和能指的高度不信任與懷疑」。

據我學國學以來，深知佛道對語言和能指及受指皆不信任。中國人的思維與西方人的差異極大，對符號辨識差異巨大。

例如西方用香蕉代表生殖器，中國用藕來代表。西方典型的朱莉葉，中國的祝英台。正如精神分析學專家霍大同先生所言：「男人都是賈寶玉，女人都是林黛玉」。很多人會說，指示標識更是國際化的，譬如，廁所的標識用男人和女人形象來指示，中國人一看便知，西方人一看也知，它的能指和受指並無思維差別。不全如此，西方人演示「八」的時候，張開八根指頭。可中國人只需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來表示。這時思維差異就出來了，西方人最終用受指（對像）來體現，中國人用的是能指（名稱）來體現，這兩個符號固然不同。

當我們能指和受指同西方的能指和受指有差異的時候，我們能怎樣做指示設計呢？首先，應根據不同的地域思維特色，如少數民族用某種圖騰符號來代表自己民族標識。如果我做具有國際性又具有差異性的指示標識設計，往往用民族特色的符號來做。

多元文化時代，差異性的符號也是具有國際性的。假如用龍紋做，世界皆知是「中國」，這時龍紋具有指示性和民族性。沒有差異的國際性指示標識，往往採用共識性符號，如螺栓的型號全球通用，若是做指示設計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