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又稱個體經濟學，小經濟學，是宏觀經濟學的對稱。微觀經濟學主要以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的生產者、單個的消費者、單個市場的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分析單個生產者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在各種商品的生產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潤；單個消費者如何將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種商品的消費上以獲得最大的滿足。同時，微觀經濟學還分析單個生產者的產量、成本、使用的生產要素數量和利潤如何確定；生產要素供應者的收入如何決定；單個商品的效用、供給量、需求量和價格如何確定等等。

微觀經濟學——分析個體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在此基礎上,研究現代西方經濟社會的市場機制運行及其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並提出微觀經濟政策以糾正市場失靈。像

        微觀經濟學關心社會中的個人和各組織之間的交換過程，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資源配置的決定，其基本理論就是通過供求來決定相對價格的理論。所以微觀經濟學的主要範圍包括消費者選擇，廠商進行的供給和收入分配。

        微觀」是希臘文「 μικρο 」的意譯，原意是「小」。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的經濟學說。亦稱市場經濟學或價格理論。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微觀經濟學的一個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換往往使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配置被認為是帕累托（Pareto） 有效的。

        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中個體的經濟行為，亦即單個家庭、單個廠商和單個市場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量。它從資源稀缺這個基本概念出發，認為所有個體的行為準則在此設法利用有限資源取得最大收穫，並由此來考察個體取得最大收穫的條件。在商品與勞務市場上，作為消費者的家庭根據各種商品的不同價格進行選擇，設法用有限的收入從所購買的各種商品量中獲得最大的效用或滿足。家庭選擇商品的行動必然會影響商品的價格，市場價格的變動又是廠商確定生產何種商品的信號。廠商是各種商品及勞務的供給者，廠商的目的則在於如何用最小的生產成本，生產出最大的產品量，獲得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廠商的抉擇又將影響到生產要素市場上的各項價格，從而影響到家庭的收入。

        家庭和廠商的抉擇均通過市場上的 供求關係表現出來，通過價格變動進行協調。因此，微觀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市場機制及其作用，均衡價格的決定，考察市場機制如何 通過調節個體行為取得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與途徑。微觀經濟學也就是關於市場機制的經濟學，它以價格為分析的中心，因此也稱作價格理論。微觀經濟學還考察了市場機制失靈時，政府如何採取干預行為與措施的理論基礎。微觀經濟學是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基礎上，吸收美國經濟學家張伯侖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的壟斷競爭理論以及其他理論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盛 行之後，這種著重研究個體經濟行為的傳統理論，就被稱為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只是研究 對像有所分工，兩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無根本分 歧。兩者均使用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在理論體繫上，它們相互補充和相互 依存，共同構成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市場出清，即資源流動沒有任何障礙；完全理性，即消費者與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的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完全信息，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的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微觀經濟學的歷史淵源可追溯到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20世紀30年代以後，英國的羅賓遜和美國的張伯倫在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廠商均衡理論。標誌著微觀經濟學體系的最終確立"它的體系主要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廠商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等。

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迄今為止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早期微觀經濟學階段,或者說是微觀經濟學的萌芽階段。第二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葉，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也是微觀經濟學的奠定階段。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是微觀經濟學的完成階段。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是微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擴充和演變階段。

        通觀微觀經濟學的發展過程與全部理論,始終圍繞著價格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分析，所以微觀經濟學在很多場合又被稱為「價格理論及其應用」。

        「市場神話」與「國家神話」，各種理想國與烏托邦，來自經濟學內部和外部（其他學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極端或模糊難懂的理念、概念等，對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與支流都產生了強有力的衝擊。為了重建和發展他們自己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註：在這方面，張建偉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參見張建偉《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中國經濟學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4 期。）。例如，「經濟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基礎，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充實，在西方經濟學中佔據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紀百年中，「經濟人」的假定條件也被不斷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例如：西蒙認為經濟人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為者無法在多種可能的選擇中做出最終選擇。貝克爾拓展了「經濟人」的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係大於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萊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發表的4篇論文中一反「利潤極大化、效用極大化、成本極小化」的經濟人傳統假定，認為上述假定在完全競爭下是適用的，而在壟斷型企業裡利益最大化原則是個「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護的壟斷者和兼併者的經濟行為已經喪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能力，從而導致了「X非效率」。為此，萊本斯坦提出了「微觀的微觀理論（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著對標準理論簡單地假設的東西進行詳細的研究」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並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對「經濟人」假定的修改則更為寬泛，認為這個假定過於「簡單化」，因為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係而展開的。

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

        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與肯定並非完全建立在對前一種方法或另一種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的是隨著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隨著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而愈加顯示出重要性和獨特性。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變中出現的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其研究領域與範圍開始逐漸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範疇，經濟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幾乎所有人類行為，小至生育、婚姻、離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對於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這種帝國式的「侵略」與擴張，有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家庭作為一個「生產」的基本單位被納入微觀經濟分析之中。在人力資本理論中，舒爾茨和貝克爾認為，家庭就像一個企業，既生產用於增加未來收益的「產品」——繁衍後代、教育子女等，也生產「消費」——衣食住行、休閒保健等，因此，家庭須根據其貨幣收入與時間這兩種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決策。在邊際收入等於投資的邊際成本的均衡點上，所有投資活動的收益率都相等。從上述命題出發，人力資本理論對許多以往被認為諸如年齡與收益關係曲線、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活動進行了經濟學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價格和收入彈性的概念，對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業的持續時間等很多經濟活動現象給出了嶄新的解釋。

        第二，國家和政府被視為一種「政治市場」納入經濟分析之中。 1988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創建的公共選擇理論是抨擊國家干預政策最為激烈的一種理論，其研究領域和方法橫跨了經濟學（經濟計量學）、政治學（表決制度的比較研究）、社會學（行為邏輯研究）、哲學（自由概念的邏輯分析），他們的研究對像主要有如下4個方面：

(1）政治制度和最佳經濟狀態之間的關係。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決策過程、運轉機制，即為什麼一部分人通過其政治制度（直接的或代議的）的途徑可以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預算結構、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稅率，即對民主社會中決定公益事業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進行微觀經濟分析。

(2）研究官僚主義經濟理論。在這裡，國家被視為一部公共生產機器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探討公共經濟部門這部機器諸如獎罰制度和個人行為等等各種機械結構，分析官僚機器對社會財富分配結構及對社會財富的使用效率。

(3）深入研究代議制政治制度的運轉邏輯。即對民主制度下的投票、集體偏好等進一步展開討論。

(4）對國家與市場的本質、國家與市場的關係進行重新定義。

        通過對上述領域的研究，公共選擇理論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嚴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戰，原因是現行的代議制民主政體即公共選擇機制沒有新意，阿羅定理顯示沒有一種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溝通個人和集體，應設計一種新的政治技術和表現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義繼續發展；國家機器與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官僚主義的惡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門缺乏競爭，二是公共部門不關心費用成本，從而導致官吏越多官僚主義越嚴重。由於存在上述「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

第三，法律制度與經濟制度被納入微觀經濟分析之中。20世紀下半葉；新制度經濟學使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又一次得到復興，從而使一個陳舊的命題被賦予了嶄新的生命力，成為西方經濟學中逐漸居於一定主導地位的獨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於其主要理論巨匠科斯和諾思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制度革命」被西方經濟學界看做是20世紀經濟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布勞格對新制度主義的方法論讚賞有加，說「美國制度主義者的作品是解釋的模式……它尋求通過區分事件或活動在一個關係模型中的地位來對它們進行解釋，而這個關係模型據說是把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它的特徵」。